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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燕像:澎湃新闻 刘筝 绘

编者按:从2009年起,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戴燕教授为大一新生开了一门读《三国志》的通识课,学生们对三国故事之熟、热情之高,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,这也成了她“在复旦上得最愉快的一门课”。虽然她一再强调,对这门通识课来说,最重要的是教授一些历史常识,增进学生对三国史的认识和理解,但她在授课的过程当中,也很注意采用新的历史视角、吸收新的学术成果,“传统讲得比较多的,我就可以省略不讲”,同时,她坚持按照文献学的方法,以《三国志》的纪传为中心,带着学生“琢磨怎么才能读懂、读透”。收在《三国志讲义》这本书里的,就是三轮讲下来,她积攒的,经过整理的讲义。而这篇访谈,某种程度上是对此书内容的延伸和细化。

澎湃新闻:您前面谈到,《倭人传》是《三国志》的首创,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,中国、日本学界都有哪些相关的研究成果,能否请您介绍一下?

戴燕:我在写这个讲义的同时,还写了一篇《是东夷,也是南越——读〈魏志·倭人传〉》(《复旦学报》2016年第四期)的论文。中国学者研究三国史,我粗浅的印象,主要是关注魏、蜀、吴三国,三国以外的就不那么在意,也会涉及,可是绝非重点。真正研究《倭人传》的大多是在日本史领域,比如汪向荣、沈仁安等前辈学者都做得非常好,考古学家王仲殊研究三角缘神兽镜,在日本也特别受重视。

而日本的情况却很不同,他们对《倭人传》的研究数不胜数、层出不穷,你在图书馆、书店就可以看到无数的书籍杂志,就连火车站的书摊上,也常有关于邪马台、卑弥呼以及《倭人传》的书热销,我甚至在百货商店看到过一种“卑弥呼”牌的皮鞋。总之在日本,它就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。

有朋友问我,日本人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三国?我想,主要是因为它跟日本历史有关。日本人自己写本国史,要到八世纪的《日本书纪》才开始,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了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。对日本人来讲,《三国志》里的《倭人传》就是早期日本史的最珍贵资料。而说到日本对《倭人传》的研究,依我看,也可以分三类——

第一,是把它当成日本史的史料,即作为早期日本史的一部分来研究。第二,是把它当成东洋史的史料,因为《倭人传》是附在《东夷传》下面的,而《东夷传》从中国一直写到朝鲜半岛和日本,所以,它也算是记录早期东洋(东亚)史的文献。第三,是把它当作日本考古的对照材料。我们知道,江户末期在日本九州发现过刻有“汉委(倭)奴国王”字样的金印,现在收藏在福冈市美术馆,小小的一枚,我去看过。关于它的来历,很早就有人说见于《后汉书·倭传》的记载。后来在日本又发掘了许多古坟、铜镜,也有人在《三国志·倭人传》里找到线索。《倭人传》写到倭女王国,有一个地方叫伊都,日本学者考证,就是现在福冈县的丝岛,我到当地的博物馆一看,竟有五十多面据说是从中国传去的汉代铜镜,还有最新出土的传为汉代石砚的残片。

从八世纪的《日本书纪》开始,日本人征引和研究《倭人传》就持续不断,到明治时期,日本近代史学发展,1910年,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同时发表了《倭女王卑弥呼》和《卑弥呼考》,这两篇划时代的论文,我以为是奠定了此后直到今天有关《倭人传》的研究格局。我在我的论文里面已经讲过,日本学者有几个特别的长处。首先,是他们通过文字对音和地理考察的方法,将《倭人传》中记载的倭诸国,一一还原到现实的日本。比如195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和田清、石原道博所做《魏志·倭人传》等的注释,就汇集了江户时代以来的考订,对《倭人传》的记载做了很多还原工作。其次,是他们通过与《日本书纪》《三国史记》等日、韩史料的对比,厘清了《倭人传》记述的倭诸国史事。再有,就是他们利用铜镜等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,来印证《倭人传》的记载。《倭人传》写魏送给倭的礼品有“铜镜百枚”,以前人怀疑怎么可能,一定是记载有误,但现在日本已经发现了那么多,就证明了它所言不虚。

日本学者的这些贡献,我想是无可替代的,今天研究《倭人传》,如果不去看他们的论著,肯定不行。我能够在这里简单列举的学者大名,就有榎一雄、桥本增吉、西嶋定生、大庭修、佐原真、设乐博己、川勝守等。这个领域在日本已经相当成熟,所以还有一些注释本、论文集以及字典、论著提要,相当好用。

“汉委(倭)奴国王”金印

澎湃新闻:除了女性史、东亚史的视角,您从民族史的视角对《三国志》的解读也很有意思。您很欣赏曹操,说他特别有本事,运用文、武两手,把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给解决了。您给予了乌丸特别的关注,这是出于什么原因?

戴燕:曹操是有本领的大英雄。胡适曾说,为什么三国故事这么受人欢迎,就因为三国打仗,出了很多英雄。曹操打乌丸,上世纪五十年代学界已有讨论,究竟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。研究三国史或北方民族史,过去也都会讲乌丸鲜卑,成果很多。我是觉得陈寿有他敏锐的地方,他在《乌丸鲜卑传》一开头就声明,写乌丸鲜卑是为了预防“四夷之患”,要知道,那时西晋还在大一统,但确实,没几年,果然天下大变。我之所以选了乌丸传来讲,也是希望透过乌丸,可以看到汉末以来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依存关系。

乌丸是游牧民族,善骑射,汉初匈奴强盛时,他们为匈奴所征服,与汉朝中国是若即若离,中国打败他们,有时也让他们戍守边塞,抵御匈奴。汉末时乌丸分成几部,各自称王,张纯、公孙瓒、袁绍都曾利用他们,曹操要歼灭袁绍,就要征乌丸,而后收编“三郡乌丸”为自己的兵力。而在乌丸方面,他们也会利用汉人,愿意与张纯、公孙瓒等合作,后来出现了强人蹋顿,还曾向袁绍求和亲,最后接受了败亡的袁尚,使曹操下决心将他斩首。

曹操征乌丸,少不了牵招、田畴这样能与乌丸打交道的人帮忙,他们久居边地,熟悉边疆事务、了解当地情况,行军都要找他们带路。还有一个叫阎柔的燕国汉人,更有意思,我还没有把他写进讲义。阎柔是从小混在乌丸、鲜卑人里的,他先是借了鲜卑的势力杀死乌丸校尉,袁绍看他有本事,重用他,利用他召集的胡汉数万人,去打公孙瓒。到了官渡之战时,他又向曹操示好,于是得做护乌丸校尉,待曹操打败袁绍,他更是送上鲜卑名马,随同征讨三郡乌丸。鲜卑当时分为步度根、轲比能两支,两支都要通过他与曹操对话。他因此也颇得曹操欢心,封关内侯,为五官中郎将,魏文帝还封他做度辽将军。他有一个兄弟阎志,跟他差不多。用今天的俗话说,这是“吃两边饭”的人。而从这一类人身上,你也可以看到,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多么复杂。

到了西晋末年,一般都说是由于汉末以来中央政府的力量不够大,导致西北边防松懈,因而有所谓“五胡乱华”。比陈寿略晚一点的江统写了《徙戎论》,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,针对东汉以后羌氐内迁、“与华人杂处”的情形,反复强调中国必须要与“夷蛮戎狄”划清界限。他说,第一,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,这些人在中国,心里本来并不舒服。第二,“夫为邦者,患不在贫而在不均,忧不在寡而在不安”,如果这时不能给以平等对待,这些人怨毒甚深,必然会爆发。“非我族类”,指的是生活习惯、语言风俗、社会结构、宗教信仰等不同,这些差异,会导致人们各有认同,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。“患不在贫而在不均”,就是说真正导致冲突的,还是政治、经济上的不平等。这是江统的意思。这也说明在历史上,民族团结、民族融合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曹操肃清袁氏在北方残余势力及北征乌桓示意图

澎湃新闻:您在《〈三国志〉讲义》中,给了魏明帝很大篇幅,对《明帝纪》作了很细腻的解读,尤其是讲到魏明帝给甄后修庙,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。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安排?

戴燕:去年我发表有《〈洛神赋〉:从文学到绘画、历史》(《文史哲》2016年第二期)的论文,这篇文章写了好多年,原来四万多字。因为我早注意到甄氏传写得有些特别,实际上曹丕还没称帝她就死了,这个传主要写的不是她,大部分是写她儿子魏明帝怎样纪念她,这就很不一样了。我就把甄氏传和明帝纪等放在一起对读。

魏明帝在位的十三年,史家都说是曹魏的鼎盛时期,他二十岁出头登基、三十六岁病死,那也是他精力旺盛的青壮年,陈寿也随当时人评价他是个秦皇、汉武般的人物,但是你去读他写的东西,就能感受到他内心其实充满危机感。这样一种反差,使我想到可不可以就这个政治人物的内心,做一点心理分析?

我在考虑,他的压力来自哪里?首先来自他的家族,一个是他的老祖母、太皇太后卞氏,卞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太太,魏明帝即位的头几年,是活在她的庇荫也是她的压抑之下。老太太头年死,第二年他才召见诸王,他自己说有十几年没见诸王了,老太太死,才敢召他们回来,是不给他们互相串联的机会吧。这也可见家族内部的这些人给他带来多大的压力。其次来自辛毗、杨阜、高隆堂、王朗等老一辈大臣,这些人反对他修宫殿,给他扣劳民伤财的大帽子,又指责他对孩子娇生惯养,批评的声音很大,他听得不愉快,反驳这些人不过是要以此博个好名声,可是好像也无可奈何。再一个是他母亲被赐死,在他心理造成的创伤,从他时时不忘悼念母亲,便可以推想这件事,他从来没有放下,直到最后像他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,他赐死毛皇后,用一种伤害来报复另一种伤害。

当然还有一个巨大的压力。他大概有过三个儿子,却是生下来不久都便夭折,这很不妙,因为涉及继承人的大问题。我想他是非常不安、恐惧的。他在洛阳修了宗庙,后来也给甄氏补了一个,当然是要曹魏政权能够世代相传,没想到在他这里就出了问题,不难想象他有多么纠结、焦虑、绝望。

因为是给非专业的大学生上课嘛,我常常也要考虑尽量讲得有趣一点、感性一点。

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宋摹本局部

澎湃新闻:最后一个问题,前面您始终强调自己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者的身份,也一再标举自己对《三国志》的解读,是立足于文本、文献本身,我也注意到,您对许多当时文学作品的解读非常深入、细腻,在您看来,这种文学研究方法能够给历史研究带来哪些新的东西?

戴燕:我本科念古典文献,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,但是要跟历史系一起学中国通史,同学中有不少人最后就选择了研究历史,所以我并没有很深的文史分科意识。我也没有想过自己是在用什么方法,解读文献时,我总是要琢磨怎么才能读懂、读透。

说起来,以三国为题材的文学,至少在裴松之和《世说新语》的时代就有了,有一些古小说。唐宋诗词中也有不少歌咏诸葛亮、曹操铜雀台的。宋以后有平话、元代有戏曲、《三国演义》为集大成者,这已经是常识。我想,三国史正是在这种文与史的创作与记载的互相推动之下,广为流传、为大家熟知的。我教文学史,也常常觉得不能将文史分割。就拿曹操的乐府诗《步出夏门行》来说,大家熟悉的可能是“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”那一首,其中还有一首,却唱的是“乡土不同,河朔隆寒”、“舟船行难”。《三国志》写曹操打乌丸,是迅雷不及掩耳直捣柳城,在这个诗里表现的却是他们怎样克服艰难困苦,两者放在一起看的话,是不是解读的空间就变得更大?再来看魏明帝依同样的《步出夏门行》写的乐府诗,其中说“步出夏门,东登首阳”、说“君子退让,小人争先”,完全没有了他祖父在诗里面表达的蓬勃的进取心。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?

我在讲义里还分析过何晏的《景福殿赋》,你知道这篇赋里最有名的句子,原来是“除无用之官,省生事之故”,因为何晏是著名的玄学家,这两句话往往被引来证明他有无为、无用的思想。但如果联系到魏明帝身上,你就会知道:第一,虽然很多人反对魏明帝修宫殿,可是也有何晏这样的亲戚是他的友军。第二,何晏当然也不是那么“无为”,他对魏明帝没有儿子这件事就很记挂,所以在赋里写了一大段,说要把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,还要有内容健康的壁画,以便后妃们好好在那里调息休养,生育后代。

不管怎么说,我是认为文史应该互通,互相补充,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越来越加深、越来越丰富。

点击下方链接,阅读访谈的上篇:

戴燕谈对《三国志》的解读(上)来源郑诗亮、董熙良)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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